在“鴨脖”最終認定鼠頭后，大半個月的鬧劇，終于告一段落。

但在江西——輿論的震中，震蕩還在持續。事發地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發現鼠頭的食堂已經關閉;兩公里外的江西師范大學，也連夜通知食堂下架葉子菜，水果不能改刀;還有不少食堂檔口老板，聽到了要漲押金的風聲，壓力一陣陣襲來。

與此同時，事件背后的供應商母公司“中快餐飲”也浮出水面，與之合作的高校食堂分散在全國各地，更是數以百計。

大學生苦食堂異物久矣。每日人物訪談了幾位高校餐飲從業者，其中不乏與中快餐飲合作過的人。在他們的經歷中，可以看到食堂異物的背后，餐飲公司與商家、學生、學校之間的角力，以及，規模達到2萬億的團餐產業，是如何重塑了高校餐飲生態。

“買個西瓜跟做賊一樣”

一顆鼠頭，最后竟會牽連到水果和綠葉菜。以涉事學校為中心，一場風暴開始了。

6月20日，在吃出鼠頭的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校門口的幾灘雨水，提示著這里下過一場大雨，一如學校剛剛經歷的輿論風暴。臨近期末，學生們離校回家，步履匆匆，空氣里，是行李箱輪子劃過地面的聲音。

“鼠頭”或是“鴨脖”，在這里是敏感詞。在校門口，幾乎每一個學生聽到后都頗為警惕，加快腳步離開。這里安保也愈發嚴格，保安們凌厲地盯著每一個入校的面孔。

有媒體報道，由于“鼠頭鴨脖”，學校已與食堂供應商江西中快后勤服務有限公司解約。一位學生謹慎地說，學校只有一個食堂，發現鼠頭的一樓已經關閉了，只剩二樓還在營業。要不是快放假，食堂或許會人滿為患。而到了飯點，又多了一些領導模樣的人在食堂二樓走來走去，這名學生說：“平時沒見過這么多領導。”

風波也席卷到了兩公里外的江西師范大學。鼠頭事件的第三天，江西師范大學內的一家茶飲店，在群里發通知，“學校要求水果不能改刀”，所有帶有檸檬的產品明天正式下架。那一夜，學生們爭著喝“最后的水果茶”。過了晚上十點，校內古茗的排隊還有100杯開外，至于幸運咖，直接繁忙置休。

西瓜也不能切了。校內的水果攤上再沒有紅穰，只有綠皮。一位學生在買瓜的時候，被告知：買瓜可以，只能買整瓜，學生只能找了6個人拼瓜。

拼完還是得切，為了難得的生意，老板躲在屋里，偷偷給西瓜改刀，留下妻子在門外警惕放風。“買個西瓜跟做賊一樣。”

水果不能改刀只是個開始。很快，蔬菜也跟著遭殃了。在關東煮店的微信群里，老板稱要“一律下架綠葉菜”;一家麻辣燙攤位，也很快沒有了菜葉子。

沒人能解釋這些變化的邏輯。一位學生說，從19日開始，師大每個食堂里突然出現了應訴經理。至于消失的西瓜和綠葉菜，高校沒有明面通知，商家們也語焉不詳，有人說是“學校要求”，有人改口“自愿下架”。

如同一場應激反應，一個鼠頭，幾乎“震蕩”了附近高校的餐飲圈。就像一位學生在江西師范大學微博超話里調侃的：“世界因鼠鼠而改變。”

同樣被影響的，還有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背后的供應商——江西中快后勤服務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母公司是深圳中快餐飲，在團餐行業里是頭部企業，圈里稱“南有中快，北有千喜鶴”。

事實上，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只是中快餐飲版圖上小小的一角。公開信息顯示，它在全國經營的高校食堂項目高達七百多家，除了江西省的多家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等也是它的客戶。

而弄清楚它是如何一步步發展為頭部企業，又是如何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乘著團餐行業的東風，改變著國內高校食堂的樣態，或許，能對這次的鼠頭事件，有更深刻的認知。

處長下海

“人的一生都和食堂有關。”

這是中快創始人李平金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里，能看到中快的野心。

一個人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乃至參加工作、養老，都要和食堂打交道。而中快餐飲，也正是從一個小小的食堂檔口發家。

50后的李平金，在江西星子縣(現廬山市)出生。家里有7個兄弟姐妹，他是老大。動蕩的年代，帶給他一個辛苦的童年。他要照顧弟妹，每天干農活、放牛、打豬草、砍柴，為了養家，他還做過鐵礦礦工。

人生的轉折發生在1974年。那一年，他被單位選中，派他去學習地質找礦。結業后，成功調到一家銅礦的指揮部，擔任秘書。那之后，命運開始向他傾斜，1991年，李平金已經是江西有色地質勘查局總務處的處長。

有些報道喜歡用“處長下海”來形容李平金。他跳出體制內，投身創業，干團餐。這是一種天然帶有集體屬性的業態，在體制內干過多年的他很熟悉。

最初創業時，他承包了一家鄉鎮企業的服務大樓，之后，叫上做過廚師的弟弟李四星一起，又承包了江西萬壽宮工商處食堂。

李平金重視家人，他曾說過，創業的重要原因是為了解決弟弟妹妹的工作，還有幫父親在老家蓋房子。用人上面，他也喜歡用同鄉人，根據《團餐頭條》的文章《中快創始人李平金：半生關注食堂，成就中國團餐巨頭》，1995年，李平金帶著16位出身星子縣的老鄉，在江西藍天學院(現名江西科技學院)的后門口開了一家餐廳，名字也有老家的影子，叫“星星餐廳”。

這對他的創業生涯來說，也是一個契機。當年的星星餐廳，性價比高、口味好，很受學生歡迎，還有人從學校翻墻出來吃。后來，李平金發展成江西藍天學院一個食堂的承包人，他的高校食堂承包之路也從此開始。

后來的近30年里，李平金先打開了江西的二十多家高校食堂市場，進入南昌大學二食堂、江西財經大學四食堂等，然后從江西向全國擴張，先后進入復旦大學和浙江理工大學食堂。

他認為團餐有無窮的發展潛力。除了大學，他把餐飲的觸角，伸到了勞動局、電子廠、中小學、醫院和企事業單位，這些也是李平金眼中的藍海。

如李平金所料，中快餐飲踩中了團餐產業發展的鼓點。根據“中國教育后勤協會”刊登、發布的文章《“中快餐飲”調研報告》，2015年，“中快餐飲”以年均30%速度迅速擴張，業務覆蓋全國多個省市區，旗下員工達2萬人。

中快餐飲之所以能夠迅速擴張，進入各地高校，一方面原因是解決了高校的痛點。2010年接受《人民政協報》采訪時，李平金說，從學校的角度看，把食堂承包出去“節省了支付后勤人員的工資和國家的水電費”。

陳東曾經是江西一家高校食堂的經營者，他回憶過，“學校的校領導和后勤部門都挺喜歡中快的，客觀來說，中快是頭部餐飲公司，管理流程和制度確實要優于其他公司。”

另一方面，在資本運作層面，中快餐飲因為對成本的控制，保障了盈利和擴張需要的現金流。《“中快餐飲”調研報告》發現，在2015年，中快餐飲的原料采購很低，甚至比全國任何地區高校餐飲統一采購的價格都低，尤其是蔬菜，價格能低約10%。價格優勢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力。

營收規模“直逼海底撈”

度過了最初的發展階段之后，中快餐飲逐漸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平臺，為更多商家進入高校提供便利。

而在規模越來越大之后，這兩年，它改變了過去固定的收費模式。鼠頭事件，表面上暴露出的是管理、品質、監管的問題，但背后的根源，往往與利益有關。

林文也是江西的餐飲創業者。去年，通過中快餐飲的招商負責人，他簽訂合同，有資格在一所高中的食堂里開設一個酸菜魚檔口。

林文記得，店鋪的租金，過去幾年是固定的，但這兩年改成了兩種模式，“生意穩定的餐廳都是抽點，最低都要抽(每月營業額的)20%，高的抽30%都有。生意要是差點，就用房租模式，比如一年8萬這種。”

江西高校食堂的另一位經營者陳東，也證實這一點。他曾經承包了幾年的集中打菜窗口，早年學校還是用交租模式，現在轉變為抽點，“中快會設置一個保底抽成，營業額低于這個抽成，就要交固定的錢。但是抽成又是上不封頂，超出了保底，賺多少抽多少。”

除了抽點，還要交水電和公攤。

簡單來說，對于中快而言，這是一種“上不封頂，下可保底”的盈利模式。在陳東看來，這些算法一切都指向了一點，“利益最大化”。

在這之外，供應鏈采購是另一大收入來源。中快要求非連鎖、沒有獨立供應鏈的商家們統一采購——所需食材由中快餐飲提供，但價格有時候要比商家尋找渠道自采貴10%左右。

還有一種隱性的增收方法。比如把占地面積更大的大鍋飯取消，改成一間一間的檔口，收入比租給一家做大鍋飯要多得多。

陳東說，這樣做的副作用，會隱性地增加學生的用餐成本。

在這樣的策略下，中快餐飲持續膨脹，長出新的枝干。

在疫情利好團餐的2022年，中快餐飲宣稱，集團的43家分子公司，服務1500家客戶。當年一起創業的弟弟李四星，如今是中快餐飲集團的董事長，他在202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中快餐飲營收規模“直逼海底撈”。

這是中快的高光時刻。

要知道，團餐市場的頭部效應極其明顯。市場里有10萬家參與企業，但九成以上，年營收都不超過1億元。像“南中快，北千喜鶴”這樣的團餐巨頭們，占據著絕大多數細分市場。

比如，中國烹飪協會等公布的2022年中國團餐企業10強里，排名第二的北京健力源餐飲客戶，就集中在央企、銀行、互聯網大廠中，例如國家電網、阿里巴巴、華為等。而排名第六的武漢華工后勤管理有限公司，業務則輻射中南和貴州地區的食堂、后勤。

可以說，全國的食堂，背后都有團餐巨頭的身影。

當一個行業快速發展，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在利益之下，矛盾就產生了。高校食堂是一個特殊的市場，大學生對價格敏感，一頓飯的價格超過10元，會直接影響每天的流水。在商家們的視野里，利潤一方面要被抽成，另一方面要被低廉的價格帶壓制，想多賺點錢，只能想辦法節約成本。

比如，不少檔口會開設勤工儉學的崗位，學生兼職比較便宜。還有一種辦法，是買更便宜的食材。林文發現，因為凍肉更便宜，“高校食堂有不少肉用的是凍肉”。以及，雖然中快餐飲不準自采，但有的商家會“又買統采的，又可以自采一部分，兩邊買，摻著用”。

他說，對待自采，管理方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而鼠頭事件，就是在這樣多方拉扯、博弈的背景下產生，很難說它是偶然，還是必然。

困在學生身份里的消費者

大學生苦食堂異物久矣。

那些年，在食堂吃出來的異物，包括最基礎的頭發絲、塑料膜、鋼絲球，進階版異物，有蒼蠅、蟑螂，還有可能會傷害人體的鐵絲、釘子、煙頭。但在鼠頭事件之前，這些異物很多時候都被低調處理了，沒能引起多少關注。

曾經在江西某高校就讀的王希希記得，大三那年，自己在食堂的一個拌粉檔口里，咬到了半截煙頭。她氣壞了，端著盤子走到檔口前，問“這是怎么回事?”

“你想干什么?”老板娘的語氣很沖，看到煙頭后，她第一時間把煙頭搶了過來，往后廚一扔。

唯一的證據就這樣沒了。

王希希愣住了，在后續的溝通里，老板娘從頭到尾絕口不提賠償，最后給王希希買了一瓶礦泉水了事。

在學生角色面前，消費者這個屬性似乎是弱化的。王希希不明白，“如果我不是學生，是社會上的一個普通消費者，老板還會這樣對待我嗎?”

和王希希這類第一時間就被商戶“打發”的學生不同，大學生吳淼才真正體會了維權過程的復雜與艱難。

有一回，吳淼在大學食堂吃出了一顆尖銳的花椒刺。她向學校的校務信箱投訴，多次打12315咨詢，與各種老師溝通多次，才得到檔口老板的私下道歉。

對方的解釋是，供應鏈上出了問題，買的一大包花椒里摻進了一根花椒刺，中午飯點客流集中，工作人員容易疏忽，沒有仔細甄別。

由此可見，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在學校里，很容易變成一場“內部事件”。

吳淼在維權時就發現，某種意義上，自己被學生這個身份“困”住了。她唯一的渠道就是學校的投訴信箱，而維權是否順利，完全取決于學校是否重視、如何看待，以及老板會不會承認。

她記得，在她還不知道異物是花椒刺、向后勤的老師描述“吃出來一根釘子”時，后勤老師在確認是花椒刺后，還打電話埋怨她：“好歹也是受過教育的人了，說話這么不嚴謹讓人誤會。”

其實，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吃出異物，可以向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按照一千元進行賠償。吳淼原本跟商家約定賠償1000元，在這通電話里，變成賠500元，后勤老師或許是覺得花椒刺沒有釘子嚴重，說，剩下的就不給了。她堅決要求賠1000元，推拉多次，才拿到了全部的錢。

另一方面，高校餐廳的經營者陳東也提到，當餐飲公司將檔口承包給商戶，商戶是不需要辦經營許可證和衛生許可證的，“以食堂整體為單位來辦”，而他工作的高校食堂里，“衛生許可證上的第一責任人是校領導”。這意味著，校方對于食品安全實際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夾在中間，商家們也感到為難。食品里出現異物，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就算裝了滅蠅燈、遵守各項規范，異物還是會有出現的概率。如果每出現一次，就要賠1000元，收入會受到很大影響。林文說：“商家肯定不愿意出現異物，能發現我肯定把它處理掉，忙的時候發現不了，確實沒辦法。”

眼下，“鼠頭鴨脖”的風波還沒有過去，追責情況還未落地，但身在江西的林文已經感覺到了“次生災害”。從前，中快餐飲收的押金大約在6萬，鼠頭事件被爆出后，他聽到風聲，“可能會上調到6-10萬”，本來手頭能開兩個檔口的錢，現在只能開一個。

結賬的周期也不知為何拉長了。以前把稅票交給中快餐飲公司，幾天就可以收到打款，但最近，林文認識的一位檔口老板“已經大半個月沒有收到錢了”。他只能預見，未來的監管、進入高校門檻會越來越高。

“難啊”，話音落下，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但也有“好消息”。在江西師范大學，改刀西瓜和綠葉菜的“禁令”悄悄落下的半天后，因為輿論影響又被取消，它們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當荒誕過去，一切又平靜得如同無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