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開啟，一場大遷徙正在北京這座城市進行。拉著行李箱的年輕學生、手提肩扛大包小包的務工人員，涌向大大小小的交通樞紐。

車站，是故鄉與遠方的中轉點。北京西站，列車大多發往西部和南部，鐵路線延伸，串起幾個“打工大省”。作為全國客運量最大的火車站之一，從1月26日到3月5日，為期40天的春運，北京西站預計發送旅客490余萬人。

這幾天，晚上十點后，北京西站地下廣場和候車室兩側商鋪陸續關門，腳步聲、行李箱輪子的滾動聲、乘客說話的聲音依舊不斷，為了趕上早上的列車，人們常在這里坐等一晚。

在深夜的候車室里，他們都有一個樸素的心愿：回家。這場團圓會讓他們拋開所有的社會身份，回歸到父親、兒子、母親、女兒……

年，是過去與未來的銜接。在外奔忙的人在年尾回到故鄉，見想見的人，給家人做上幾個菜，送出精心挑選的禮物，修整自己的院子……待來年，他們帶著新的期待，繼續生活。

父親的行李

大概兩個小時前，向代貴坐在地上，靠著行李睡著了。

1月30日凌晨四點，北京西站第五候車室，廣播響起，四十分鐘后出發的當天第一班列車開始檢票。“滴、滴……”身份證在閘機上刷過，人群從他身邊經過。

終于有空位子。他起身坐下，搓了搓臉。四川遂寧人向代貴今年57歲了，臉上的皮膚接近黑黃色，胡子長了出來，說起話來，溝壑聚在兩頰和額頭。

他一進候車室，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一米五六、一百零八斤的小個子，用一根竹筒扁擔，挑兩只滿滿登登的化肥袋，里面是衣服和被褥;扁擔兩頭還掛了一串塑料水桶，桶里裝著衣架、水壺、電鍋和幾盒方便面。

擔子有四十公斤重。年輕的時候，他在工地干小工，能挑起比這還重的擔子，有時是水泥，有時是磚頭。現在，這些重量已經讓他覺得吃力。

帶有四川口音的中年女人來跟他搭話，“老鄉，你怎么帶這么多行李啊?”不止一個人對他有疑問。向代貴的嗓門大，說話周圍兩三排的人都聽得到，“都是些衣服破爛，都帶回家了。”

過去一年，他漂在北京的五六個工地上，中間還去了一趟沈陽，哪里有活兒去哪里。每次換地方，他都帶著這些行李，除了手機里的錢，這是他在外的全部家當。

回家，這些東西還得帶著。“帶著吧，我們在農村，都有用上的地方，不然過年出門打工還得再買新的，多浪費。”

他吃過苦，11歲時，父親生病，家里窮得沒飯吃，他跟著母親出門討飯，做“告花子”。向代貴不在乎周圍人的目光。在地鐵站，他擔心自己東西多、坐扶梯會影響別人，只坐直梯。地鐵上，有人打趣問他“是不是收破爛的”，“我只收不賣”，向代貴笑著回應。

地鐵上、火車站里，拉行李箱的人越來越多。但像向代貴一樣的農民工，依舊用最“經濟實惠”的方式打包行李：特大號印有“中國旅游”的帆布包、床單、尼龍袋，都是他們最常用的。

拿行李多的人，總是自覺地占據檢票口“第一”的位置，想快速通過，不耽誤后面人。

比如已經在檢票口等著的那對夫妻。他們要去湖北十堰，分三趟運來大大小小12件行李，行李箱、背包、手提包……在檢票口一一碼好后，兩人坐在裝衣服的包上守著。他們已經四年沒回家，北京十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越塞越滿當，扔又不舍得，便趁這次回家都帶走。

每一件行李都有他們的用處。候車室的另一個檢票口，立著不知道誰的兩臺飲水機;回河北邯鄲的家政阿姨，綁了一把新拖把在行李箱上，準備帶到家鄉的樓房里用;河南三門峽的黃升，在懷柔一處工地做保安，他帶了五只小號水桶，來年給櫻桃樹施肥的時候能用到。

回家的時間是一件需要計算的事情。在到達北京西站之前，黃升要倒兩趟公交、兩趟地鐵，花四個小時。計劃在車站過夜，他穿上加絨的牛仔褲，綠色帆布包里還帶了一件軍大衣。

對向代貴來說，回家也要計算成本。K817次列車在早上八點零四分出發，行駛一天一夜后，他才能下車。硬臥410元，他不舍得，因為硬座只要236元。

他奔波了大半輩子，靠自己的努力，和腿腳殘疾的妻子把日子越過越好。年輕時，向代貴在工地干雜活掙錢，養大了女兒，2008年大地震后，他又重修了家里的房子。

最近十年，沒法再賣力氣，他找了“輕松”的活：在工地上做“鋼結構”，簡單來說，就是把建房子的一根根鋼架搭起來，打螺絲，上油漆。為此，他常要爬到高處，只有一根安全帶系著，得時時小心。

“人越老越想家，越想回家過年。”這次，向代貴打算回去看看丈母娘，走走親戚;女兒和女婿吵架了，他得幫忙處理;另外，他計劃等拿到工錢，一定要把家里的院壩給打(修)了，了卻自己十多年來的心愿。

母親的掛念

1月27日，零點五十分的列車發走，清潔車亮著黃燈駛過，候車室的座位空了一大半。下一班列車發車時間接近五點。旅客們將要度過疲憊又難熬的下半夜。

近一半人抵不住困意，有的把床單鋪在地上，躺下;有人趴在行李箱上，有人枕著同伴的肩膀。凌晨一點鐘，黃梅(化名)給手機充好電后，把背包放在座椅扶手上，斜著入睡。

54歲的黃梅原本沒打算回家。她在天津做育兒嫂，春節期間，正是城里的家政工缺人的時候，活好找，工資也比平時高，她想多掙些錢。

但一聽到媽媽過年回不了家，視頻電話那頭的小兒子立馬眼眶紅了。黃梅心軟了下來，決定回去。17歲的小兒子今年高三，在高考前的關鍵節點，黃梅不想讓這事給兒子帶來情緒波動，影響到他的學習。

她也想孩子。她說，育兒嫂這份工作是舍下自己的孩子，去帶別人的孩子，“你想，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啊。”

她帶了一個背包，手提包里裝著幾件換洗衣服，塑料袋里裝著天津麻花。

北京西站到廣西黎塘的K21次列車，早上八點二十分發車。前一天晚上九點，黃梅就從天津坐車趕到北京西站，吃了一盒泡面后，在候車室里坐著。沒有買到硬臥車，她要坐33個小時硬座回家。

在這個年紀，獨自來北方打工，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黃梅的老鄉在雄安工作，告訴她“這邊機會多”。去年9月，她從廣西的農村來到2000公里外的天津，經過培訓面試后，住到了雇主家中。

北上之前，她已經在廣西拿到了金牌月嫂證、護老證。家政公司的培訓，主要的作用是讓她了解北方、適應北方，同住宿舍的北方姐妹也教她蒸饅頭，炒合北方人口味的菜。

但黃梅還是鬧了一些笑話。工作第一天，雇主在菜單上列出魚香肉絲，這是她沒聽過的菜，公司的姐妹告訴她，食材有豬肉絲、木耳絲、胡蘿卜絲……“魚呢?魚香肉絲怎么沒有魚?”這句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說到這，黃梅雙手捂臉，也忍不住笑彎了腰。

后來，她又知道，“荷塘月色”原來是幾種蔬菜的混合炒，也跟著雇主家的老人學會了攤雞蛋薄餅、搟餃子皮。

她盤算著，等到家，要把新學的這些“名堂”做給兒子和丈夫嘗嘗。但懂事的兒子已經提前問好媽媽想吃的菜，等黃梅到家，就能喝到煲好的雞湯。

在天津待了五個月，黃梅還是不適應寒冷干燥的天氣，嘴唇上火起泡，手也干裂，在雇主家三個月，她瘦了十斤，兒子在視頻里看到她，心疼，“媽媽，太累的話就回家吧!”“沒事的，沒事的。”黃梅每次都這么說。

她很勤快，每周僅有的一天休息時間，她會回到公司宿舍，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同事們和她關系好，大家都來自天南海北，處出了感情，這也成了黃梅在異鄉的精神支撐。這次回家，還有姐妹在微信上給她發來紅包，叮囑她在路上買點好吃的，照顧好自己。

與黃梅隔著一個座位的，是去往湖北荊州的李雪花和她5歲的小兒子。她原計劃預約凌晨兩點從大興到北京西站的車，但沒司機接單，只好提前打車來。

孩子困了，躺在媽媽的厚衣服里怎么都不舒服，哼唧著一遍遍問，“媽媽，車什么時候到啊?”

李雪花和丈夫在北京打工，5歲的小兒子在老家，公公婆婆幫忙帶。她想孩子，兒子一放寒假她就回荊州，把他接到北京團聚。

身邊有人不理解，跟她說，“反正春節都是要回家的，就這幾天時間了，還把孩子接去干嗎?”李雪花覺得不行，即使只有幾天，她也想讓孩子待在身邊。

凌晨三點的候車室里，李雪花把自己的羽絨服拉鏈拉開，緊緊包著兒子，輕輕拍著，哄他入睡。

孩子的禮物

1月31日，23歲的蘇俊熹和梁桂豪坐在座位上，刷手機打發下半夜的時間。他們讀大四，剛結束在天津的實習，回廣西和家人團聚。

梁桂豪的包里有幾份天津的報紙，給爺爺帶的。爺爺喜歡讀報，他要把自己“所在城市發生的事情帶回去”，給爺爺留念。

“平平安安回家”，對蘇俊熹的家人來說，這是最重要的禮物，是父母叮囑他無數次的話。路程要33個小時，除了行李箱和背包之外，蘇俊熹還帶了一個小挎包，單獨放了三塊大功率充電寶，以保證手機隨時有電。

他是家里的小兒子，父親年近70歲，他想畢業后找份離家近的工作，陪伴父母。出來實習后，蘇俊熹學會了幾道家常菜，還學會了包餃子，準備回去做給爸媽嘗嘗。每年大年三十，蘇俊熹一家都會在奶奶的老房子里吃團圓飯。去年，奶奶去世了，但團圓的計劃沒有變。

候車室里，最扎眼的行李是王昊的——一只粉色毛絨熊穩坐在箱子上，那是他送給一年未見的女友的禮物，行李箱里還有他給母親帶的珠寶和送給父親的手表。他來自巴基斯坦，本名Alex，曾是鄭州某大學的留學生，畢業后在河南一所民辦本科學校教英語。這次，他要從北京西站坐車到大興機場，再乘坐7個小時的飛機到伊斯蘭堡。

陳凱剛剛從機場來到車站。他在日本留學，坐了4個小時的飛機回國，帶了兩個大箱子，準備回河南周口的家，其中一個箱子里，裝著他用打工賺來的錢給媽媽買的化妝品禮盒、給弟弟妹妹們買的盲盒玩具。

不論年齡，在父母面前，大人也是孩子。

58歲的張香秀，抱著7歲的孫子坐在行李上，她的腳邊鋪著薄被，丈夫睡在上面。

這次回老家，張香秀最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望88歲的老媽。她心里愧疚。過去的30年，張香秀的身份從媽媽，升級到奶奶。兒子結婚有了孩子，7年前，她搬到兒子生活的城市——遼寧鞍山，幫忙帶孫子。平時都是離得近的大姐、二姐照顧母親，她只能用金錢彌補。

大概8天前，她帶著孫子來到北京房山，和在這做裝修的老伴兒團圓。等他放假，一起回河北邢臺。

“忙忙叨叨，一年一年過得真快”。張香秀感嘆。等她回家，要蒸鍋饅頭、豆包，打了年糕，買上米、油、雞蛋，去看看老媽。

新的開始

1月27日凌晨兩點，電焊工秦松、木工何天、電工郭文志，三個陌生人已經成為朋友十幾個小時。他們都在烏茲別克斯坦務工，在當地機場遇到，一聊，才知道三人坐同一航班回國。

他們在機場的座位順序，延續到了北京西站的候車室里。他們的話題，從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工作，到當地物價、當地人對中國人的友善態度，再到中烏香煙的區別，就這么一直聊著，沒人覺得困。

來自河南新鄉的何天性格外向，他在烏茲別克斯坦建水泥廠，已經連續工作了15個月。拉開他的行李箱，里面是給父母和孩子帶的9公斤巧克力、兩條香煙、幾罐咖啡。

乘坐同一航班回國的還有43歲的劉成。

劉成是何天的工友，做水電，過去15個月，他一天沒休息，“下雨天也干。”

他還記得，去年過年，公司給他們準備了六七個菜，一包糖，兩袋花生，一人一瓶啤酒，來自不同地方的中國同胞在異鄉過了個年。

在工友口中，劉成是一個節省的人。他們有很多例證：回國時，劉成把能帶的都帶了回來;行李箱上的那條彩色松緊帶已經跟了他十年;從首都機場到北京西站，他不舍得打車，自己一人坐大巴過來;回家的車，他選了最便宜的那班普快，省下70塊錢。

“省錢就是掙錢。”劉成笑著說，他的“摳門”是有原因的，“我是過過苦日子的，不舍得花錢”。小時候家里條件不好，小學三年級被迫輟學，他十幾歲就出來打工，從頭到腳的自卑，深知錢來之不易。

1996年那年，北京西站的主體框架已經搭起，工程建設進入尾聲，15歲的他跟著村里的人來到這片工地搬磚、和泥，打下手，一天掙七八塊錢。一個月后，西站完全建好，他也回到了河北定州的家中。

如今再次來到西站，劉成感慨，“人生就這么過去了，困難的時候也就這么過去了。”

他和何天討論著，來年還能跟哪些朋友、再去哪些地方打工賺錢。新的一年，他們都期待著新的開始。

春節臨近，北京西站加開了多趟夜班車，深夜候車的人越來越多。

擁擠、喧囂，有人顯得無所適從。一個中年人拖著行李箱找到一處空地，直直立著，右手緊緊攥著行李箱把手。

更多人看起來是輕松的。男人脫下皮鞋，換上拖鞋，女孩戴著耳機看劇，幾個大叔嗑著瓜子嘮嗑，三個人圍在一起打牌，孩子和父親玩起了捉迷藏。大家總有打發時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