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老師劉玲透露，她通過某支點組織進行“旅游式支教”，5天就拿到了志愿服務證明。這種方式成為支教的表演平臺，逐漸商業化。

“老師明年冬天再來看你們。”

2023年夏，在桂林市廣南村支教行程結束當天，四川大學大三學生、支教團老師劉玲在課堂上表達了對孩子們的不舍之情。令她動容的是，有好幾個活潑的孩子大聲挽留自己，讓她為自己5天來的付出備感值得。說是5天，除去頭尾兩天的往返通勤，以及中間三天的多個游玩項目，劉玲粗略估計，自己待在課堂上的時間不足20小時，但最后她拿到了組織方出具的35小時志愿服務時長證明。這一證明在她隨后的國外院校申請中起到了增色作用，據她了解，像她這樣因為留學申請的志愿服務需求選擇短期支教的大學準應屆畢業生不在少數。

劉玲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她付費參加的支教團的組織方為STARC支點(以下簡稱支點)，隸屬于上海一家教育科技公司。支教團入住的是“無敵山景民宿”，三餐基本都在當地侗族土菜餐館解決，與一般旅行團無異。類似支點組織的旅游式支教項目，在多種社交平臺上并不鮮見，諸多項目2024年寒假的招募仍在進行。搜索“支教旅行”等關鍵詞會發現，這些短期項目無一例外將自己包裝成“開拓眼界的公益之旅”。

東北師范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劉善槐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支教的初衷是彌補當地教育資源的缺失、滿足當地學生需求，而旅游式支教把亟需教育資源的農村學校變成了滿足志愿服務需求的表演平臺，這種商業化的路子已經“走偏了”。

“半玩半教”的付費支教

于躍是2021年支點組織的新支教暑期桂林項目的成員之一，申請該項目時他是四川某大學的大二本科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項目領隊在支教團微信群中多次鼓勵參與者分享照片和視頻，但自己從未在社交平臺上分享過此次支教經歷，因為這“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天眼查顯示，支點是一個提供兼職、公益、實習等實踐服務的營利性組織，隸屬于上海勤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根據支點在多個社交平臺上發布的信息，支點新支教是支點于2018年發起的支教項目，核心理念是通過“長期的短期支教”模式來解決鄉村孩子在素質教育領域的缺失，項目地涵蓋桂林、漠河、雅安、拉薩等地。

該項目的招募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4寒假支教項目的招募從去年9月啟動，至12月30日已經截止并成團，將于今年1月底起分批次出發。以桂林項目為例，今年寒假項目的目的地與往年一樣，是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平等鎮廣南村，項目落地學校為該村唯一的小學廣南村小，項目時間從2月15日起持續5～8天不等，成團人數為15人，不滿10人的團將從其他地區的支教團調劑人員。招募官稱，桂林項目從2018年暑期起便開始實施，與廣南村小有多年合作和調研基礎，項目方和廣南村村委簽訂了相關支教幫扶協議，但工作人員不愿提供或展示相關協議。

廣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支點與廣南村委合作經濟聯合社于2019年簽訂了合作協議，延續5年，自己是2022年上任后接手的，對于合作細節了解不多。在她看來，學校在支教項目中的角色就是為志愿者提供基本的食宿條件和民俗體驗，簽訂協議的初衷也不是賺錢。

談到支教行程時，該招募官向《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兩類項目，依據支教天數不等，售價分別為2530元和3280元，該費用主要是食宿的經費，不包括交通費、自助旅行等開銷。除開第一日與最后一日的通勤和報到，剩下在廣南村的三日，支教老師的行程基本是半天校內授課，半天文化體驗。當被問及文化體驗包含的內容時，招募官介紹，廣南村是典型的侗族聚居地，支教老師有充足時間領會當地風土人情，例如體驗村里代代相傳的編織技藝“編草龍”、觀看村里民俗表演、參加百家宴等。

食宿條件是支點重點推薦的部分之一。招募官稱，2019年，廣南村被列為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支教團曾經的住宿地為鎮上條件相對完善的旅館和民宿，往返廣南村小都有專車接送，近兩年的住宿則大多選在廣南村內的民宿，一般為2～3人間，有Wi-Fi、獨衛等完善的設施。每日三餐能夠保證“一般飯店水準”，食宿交通皆由當地村委負責提供和協調。

這些條件在王林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王林2019年碩士畢業于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目前從事小學線上教育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畢業歸國后參與了某非營利性組織的長期支教項目。項目中，王林前往湖南省懷化市沅陵縣某中學支教，與當地中學生一起吃食堂，住學生宿舍。當時，學校宿舍還沒有熱水器，教室沒有風扇空調，學生課間上廁所都是用旱廁，不過，近年來條件有所改善。在王林看來，在廣南村支教能住民宿是不錯的待遇。

當被問及資料篩選、面試、教學內容時，支點招募官不愿更多透露，稱教學內容在成團出發前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不用過多擔心，并催促先填寫報名表，后續將對流程進行詳細說明?！吨袊侣勚芸妨私獾?，提交申請后，申請者會被要求等待告知是否進入面試。進入面試后需先繳納500元訂金。劉玲表示，還沒聽說誰交了訂金面試不過的，除非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成團失敗。

王林對該項目的考核流程和效力表示了質疑。他曾參與過支教申請者的面試，認為錄取流程應十分嚴格。他介紹，他參與的項目中，申請者需經歷三輪面試，以及為期約三個月的線上和線下培訓。這個過程考察的不僅是申請者與組織方理念的契合度，也是對申請者毅力的考驗。支教過程中，還會對志愿者進行中期和結項考核。

于躍在獲知需要交訂金時有過懷疑。線上面試交完訂金后，于躍苦等一個月，終于收到支點的錄取通知，并簽訂了支教協議。隨后，他被拉進微信群，補足剩余費用。在王林看來，付費支教項目理論上不算真正的公益。在支教項目中，他以兼職身份受雇于組織方，后者每月為志愿者發放2000元的薪水。而志愿者除了往返路費自理外，不需要額外向機構交納任何費用。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區域教育研究所所長安雪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不同的支教項目，其運行組織、人員資格、經費及權益保障等有所區別。國家、地方政府、學校事業單位等組織的支教活動，均有嚴格的組織程序，例如支教人員申報審核、相關培訓和體檢等。經費相對有保障，例如交通補貼和每月補助等。而由各類社會非營利性組織、公益基金等發起的支教項目，對支教人員資格要求及其補貼等方面規定差異較大，有些比較隨意。民政部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志愿服務記錄與證明出具辦法(試行)》(下簡稱《辦法》)中，沒有對志愿補貼的發放制定強制要求。但無論如何，支教人員不應向支教組織方交錢。

《辦法》明確規定，志愿服務組織應當根據志愿服務活動的實際情況，科學合理確定服務時間。志愿服務組織應當為志愿者無償、如實出具志愿服務記錄證明，且不得將志愿服務記錄信息用于商業目的。利用志愿服務記錄或者志愿服務記錄證明出具進行營利性活動的，民政部門可以給予警告。劉善槐表示，目前《辦法》對營利性活動的監管力度還比較小，民政部門警告也非強制性措施，這是造成各種商業化支教項目大范圍滋生的原因之一。

為何愿意為支教付費?于躍表示，自己選擇了條件相對較好的支教項目，交點錢是應該的，也算是對當地社區的一種支持。他回憶，當地民宿按酒店規格配制，飲食也由鎮上最好的酒樓承接，酒樓服務人員還會詢問支教老師的口味。于躍覺得至少這些費用沒有被亂用。除于躍外，多位受訪的支點項目參與者表示，“半玩半教”非常值得，付費獲得人生經歷本就是“人之常情”。

唯一難獲利的是當地孩子

除了監管力度不足，商業化支教的另一催生因素則是志愿服務需求。多位受訪的項目參與者表示，選擇支點等項目的主要原因是其能快速提供國際志愿者證書，以及30～40小時的志愿時長認證，這些證明經支教組織蓋章后才能滿足高中志愿服務、國外大學申請等需求。因此，國內許多旅行社和留學機構都會提供相應咨詢與接洽服務。

2020年，教育部發布關于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和語文等學科課程標準的通知，將志愿服務納入高中必修課，需要學生3年內完成至少40小時的志愿服務。在國際文憑組織(IBO)設計的國際教育課程體系中，學生每學年均需完成30～50小時的社區公益服務，才能被授予學位，而獲得的國際文憑可以用來申請全世界絕大部分頂尖大學。IBO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非營利組織。此外，多個國家的大學本科申請都有志愿服務要求，例如美國本科申請系統CAAS平臺中明確指出，學生需累計參加包含志愿服務在內的十項成長教育活動，才有資格進行大學申請。

在王林看來，商業支教功利性明顯，與國內外火爆多年的義工旅行團沒有本質區別，這些對接機構所提供的志愿服務證明，通常都“水分很大”，即使可以用于完成學分和國外大學申請，也不代表志愿者本身的投入和教學水平。劉善槐指出，商業支教服務含金量低，支教項目亟須發展新的評價與監管體系，來量化志愿服務的時長與成效，并由項目組織方嚴格把關。

王林稱，學?；蚬娼M織負責人提供支教服務所需場地、學生等要素，商業支教公司向志愿者收取費用并賺取中間價，真正富起來的是包括商業支教公司在內的支教組織方，付費支教者獲得了志愿證明和自我滿足。唯一難以獲利的，恰恰是當地的孩子。

商業支教項目對被支教者的教育需求難以滿足。于躍稱，自己出發前一個月就開始跟隨工作人員的指引，看培訓視頻、寫教案等，傾注了很多心力，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如此”。他主要參與講授的課程是跆拳道，為此他搜集了很多視頻資料，并不斷思考適合小學生身體能力的教學方式。到達廣南村后，他還與領隊和支教團其他老師一起磨了一晚上的課。但于躍回憶，當時，沒有學生在場參與教學互動，因此，磨課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劉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負責的是思想政治課，出發前備課的一個月其實比較清閑，沒有硬性的達標要求，自己最后呈現的課件其實是由大學思政課上做好的PPT簡單修改而來。在她看來，思政教育內容都“大差不差”。劉玲參與的當期支教團共15人，被分為3組，每組各帶一個班，形成“班級戰隊”。三天的教學過程中，除了課件講授，還有大量積分任務類的教學活動，孩子們通過答題、辯論、角色扮演等活動獲得積分。在劉玲看來，整個支教過程“游戲成分比較重”。

王林認為，每個支教者參與項目時最應思考的問題是，自己為孩子帶來了什么改變。在沒有商業利益關系的前提下，支教項目入駐學校是困難的，因為它對正常教學秩序是一種侵入。在湖南支教時，王林曾負責中學的公共圖書館建設項目，推行項目時遇到了來自部分學校老師的阻礙。王林之后不斷反思，如何將圖書館打造成一個侵入性最小、主要發揮朋輩陪伴作用的空間。他認為，支教項目就像植入身體的一段“義肢”，要思考如何減少“排異反應”，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帶孩子做游戲。

與商業支教的火爆不同，在公益性質的支教信息分享平臺中華支教與助學信息網上，多個經過網站審核的非營利支教項目都標注著“緊急招募”的字樣。在重慶市民政局登記注冊的某基金會發起的支教項目，志愿者招募早在2022年11月便已發布，項目開始時間為2024年2月20日，如今僅剩一個月。該支教項目招募官陳敏稱，項目每學期需求的教師數量至少是100人，這一期招募人數為112人，目前，招募指標基本完成90%，但按照以往經驗，“最后10%是最難的”。村小沒有在崗、在編的本地教師，支教老師需全權負責教學、教研和教務工作，維持整個學校的運行。“如果人手不夠，志愿者壓力將會很大，教學內容也會脫節。”

“短期支教”與教育規律相悖

安雪慧表示，付費支教作為商業行為，雙方各取所需，本身無可厚非。然而，一旦涉及到教學人員進校園、進課堂，則組織方和接收方都應對相關人員資質進行嚴格審核。如果讓不符合教學資質和師德的支教人員進課堂，不僅教學質量不合格，可能對學生價值觀的培養也難以把控，甚至是對正常教學秩序的一種干擾。

劉善槐指出，任教資格其實是教師的最低標準，支教項目在篩選教師的時候還需關注其教學經驗、個人技能和擅長領域等，做到支教人員的合理分配。盲目輸送低水平、非當地需求的教師會打亂當地原有的教育教學節奏。

2022年，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等單位聯合發布了《中國鄉村教育發展報告》，總結了中西部鄉村教育結構性特征。一方面，中西部鄉村中小學學校、學生數量持續減少，鄉村小學的數量在報告發布的前8年中減少了8萬所，鄉村初中學校數量年均減少1000所左右;另一方面，鄉村教師呈現結構不平衡現狀，某些地區村級小學因教師編制滿員而常年缺乏年輕教師的輸入;同時，某些科目教師嚴重缺乏，教師流動性較高。

安雪慧指出，結構性缺員依然是鄉村教育亟待扭轉的現狀。國內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最缺是科學、數學，以及音體美等綜合課程老師。對學校、班級的規模偏小的地區，運行和管理成本更高，因此更加需要長期穩定的教師資源輸入。這本是支教項目致力于緩解的頑癥。然而，蜻蜓點水、淺嘗輒止式的支教屬于藥不對癥。她認為，支教需要因地制宜。支教組織方須在前期進行翔實的調研，對當地人文、歷史、語言、學情、家庭結構等因素有全面的了解，才能設計出符合當地需求的支教項目。不能簡單把大城市的學校課程移植到受援地區學校，否則，可能起到反效果。輸出和接收方一定要做到供需匹配，錯配就是資源浪費。

除了組織方的項目設計，志愿者自身也可以成為項目篩選者。安雪慧稱，篩選支教項目時，首先要了解項目本身的要求，關注各級政府、相關部門、項目所屬基金會等發布官方信息，根據其列出項目需求和標準，對項目的有效性、長效性有個大致的把握。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在民政一體化服務平臺“慈善中國”的官網上，可以查詢到相關組織的登記管理機關，及其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安雪慧指出，支點提出的“長期的短期支教”不符合教學規律。根據其早年開展過的一項研究，對小學生而言，六年保持同一班主任或學科老師，相較于每學期換一個老師，教學效果總體更優。這其中的衡量標準不僅包括學習成績，還包括學生的情感態度，例如學習的積極性、師生互動的充分性等。陳敏表示，支教老師通過與學生在前半學期的相互陪伴，才能建立牢固的情感基礎，后期在知識傳遞方面會更加順暢。過高的教師流動性會讓學生疲于適應不同的教學方法，從而損害教學質量。

雖然劉玲知曉短期支教可能存在的弊端，但她認為，短期支教項目不直接教授學科知識，而是注重素質教育，也是一種付出。在劉善槐看來，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都屬于綜合課程教學的范疇，而綜合課程對教師的要求比單一學科更高。綜合實踐教育需要教師具備跨學科素質，以提高孩子的綜合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關注孩子社會情感能力及其形成過程。

隨著直播和AI技術的發展，包括支點在內的多家支教平臺都提供線上支教服務，其廣告包裝的重點還是在于“足不出戶便可獲得志愿服務證明”。安雪慧指出，這類“云支教”對線下教育是很好的輔助與支持，但就獨立的教學效果而言，線上依然比不過線下。很多需要想象的過程通過線下互動直接實現，孩子的情感反饋會大不相同。尤其對于留守兒童來說，如果老師不能摸著孩子的腦袋，告訴他“你做得很棒”，那么農村教育將失去很多溫度。

“支教不能光憑一腔熱血急功近利，還需要嚴控教師考核和篩選標準。”安雪慧說。她認為，商業支教模式是教育資源向貧困地區的一種傾斜，但要做到有效傾斜，必須有上級教育部門和監管部門的統籌管理，有針對供需的明確判斷。同時應遵循基本的教育規律，建立長期對口幫扶機制，做到“缺啥補啥”。

廣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稱，對于支點的支教項目，學校和村委一直持續監督支教老師的教學內容，保證師生的在校安全。至于一周的支教項目能給孩子帶來什么，蒙春苗笑稱，“十年樹木，百年才能樹人，一個星期能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