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湖南一重點高校大一學生許燃的班級群彈出消息：為方便宣傳事務，學院現建立家長群，請學生通知家長添加輔導員微信。

建家長群的通知是突然下發的。2023年12月，湖南一所重點高校大一學生許燃的班級群彈出消息，為方便宣傳各項事務，學院現建立家長群，請學生通知家長添加輔導員微信。當天，沒有老師的班級群“快炸了”，剛走進大學校園不到半年的學生們，第一次感覺遭到學校的“背叛”。許燃聽說，學院輔導員也很無奈，但只能服從學院的規定。

得知建家長群，許燃的爸媽非常贊同，他們希望了解女兒平時在做什么，也能提醒她該做什么。此時，臨近期末考試，輔導員給家長發了考試安排，沒過多久，許燃便收到爸媽的提醒，“好好準備考試”。她仿佛被拉回了高中，爸媽時刻關注她的學習，甚至記得高中班里大部分同學三年成績的起伏。許燃高考最大的動力，便是逃離父母，考一個離家遠一些的大學，“家長群把我打回了原點”。

近期，“大學也有家長群”的話題在社交平臺引發討論。在大眾認知中，家長群只存在于中小學，大學生已然成年，大學生家長和學校的交集，大概只是送孩子上大學，或去參加畢業典禮。但事實并非如此，大學建家長群的趨勢正在蔓延。大學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處理各種難題的關鍵階段，但家長卻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急切走近孩子。大學是否有必要建家長群?家長、學生和學校的邊界又該是什么?

從信息公示欄到“AI問答機器人”

家長群主要有兩類形式：一類是由大學某個學院成立，輔導員為群主，主要發布學校的通知、成績等，以加強家校溝通;另一類由家長自發組建，以學校、年級、學院或班級來劃分，群里沒有學校的老師，家長們互通有無，分享和孩子學業、生活相關的信息。

上海財經大學大二學生周可所在學院的家長群，甚至在新生入學前就已建好了。2022年暑假，她收到學校的通知書，還沒開學，輔導員便添加周可家長的微信，并把他們拉進家長群。周可這一屆的學院新生共200多人，群里有300多位家長。

周可預感“會被父母和老師聯合制約”，這一擔憂很快得到應驗。大學期間，比賽通知、獎學金獲獎名單、貧困生補助申請等信息被發給學生時，家長群會同步收到通知。周可爸爸關心成績，他看到群里獎學金的名單，便會問女兒，“你怎么沒拿到高等獎學金?認不認識拿國家獎學金的同學?要跟優秀的同學搞好關系”。周可的媽媽關注比賽，她認為，輔導員把信息發在群里，就是希望家長起到督促作用。周可很快也會收到媽媽發來的一串問題——你有沒有參加?為什么沒有參加?其他同學有沒有參加?別人參加了你為什么不參加?

家長也會主動在群里向輔導員咨詢學校的情況。早在2022年秋季學期開學時，武漢大學一個重點班的家長群截圖曾在網上引發熱議。大四學生的家長們在群里向校方提議，該重點班的學生“都應該保研，而且應該保到更高一級的學校”，還有人要求，男生和女生要分開保研，工科專業要給女生更多名額。

供職于黑龍江一所市屬高校的林紅，擔任高校輔導員近30年。她向《中國新聞周刊》自嘲說，近幾年來，自己管理的家長群，已經從最初學校信息的公示欄，演化成了“AI問答機器人”，扮演AI的便是輔導員本人。家長群一般在大一第一個學期最為活躍，新生家長們迫切想了解孩子是否適應大學生活，他們的訴求往往是“我要看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各式各樣的問題向林紅涌來——有家長想知道孩子軍訓的安排;也有家長沒有來送孩子，想知道寢室怎么樣，讓輔導員介紹，并發照片和視頻。

家長們找不到“組織”，有人便自發組建“民間”大學家長群。這類家長群，沒有老師加入，但管理嚴格。中國農業大學一位大四學生的媽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兒子大一時，推薦她進到了一個農大家長QQ群。進群需要經過審核，提交孩子的就讀信息認證，通過后，還要把群昵稱改為網名+生源地省份簡稱+孩子年級專業。她所在的家長群有2800多人，接近QQ群人數上限3000人，如果人數滿了，想進群的家長得排隊，有人退出后才能申請加入。

大學生的班級群除了發通知，常年沒人說話，相比之下，“民間”家長群要熱鬧得多。上述家長在群里看到，有家長會詢問如何給孩子轉專業，畢業了如何轉戶口。還有人聯系不到自己的孩子，在群里求助，很快有人將學校男生和女生宿舍的電話號碼分享到群里。甚至還有家長在群里給孩子發布戀愛交友帖，“有人會說，兒子畢業后要到某個城市工作，群里也有當地的家長，他們就會問，能不能給孩子介紹女朋友”。

浙江一所醫學院大四學生阿布在入學不久就發現，爸爸不知從什么渠道，加了一個“民間”學校家長群。阿布的爸爸很少在群里主動說話，但會認真看群聊內容，并把一些信息轉發給她。2023年11月。她收到爸爸從群里轉的一份學校保研文件，上面包括學生所選研究生方向、身份證號碼、成績排名等許多個人信息，由一位家長傳到了家長群。“他們把如此詳細的個人隱私信息發到魚龍混雜的群里，供大家議論和比較，我無法容忍。”阿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直升機父母”

蘆雅潔從2019年起開始擔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輔導員，每年新生開學典禮后，總有家長會主動問她，學院有沒有家長群?蘆雅潔和同事理解家長的心態，但會明確回應，不會建家長群。她發現，一些家長自然而然延續了中學時家校交流的習慣，認為大學也應有家長群。有一些外地家長，陷入孩子上了大學脫離自己視線的“分離焦慮”，迫切希望跟學校建立一種連接。

她注意到，主動咨詢要進家長群的家長有兩類：一類對孩子有較強掌控欲，他們擔心孩子上大學后不夠自律，或難以相信他們的能力;另一類是孩子的心理需要特別關注，家長想通過家長群，密切關注孩子在校的狀態。

家長群是何時開始增多的?多位受訪的高校輔導員說不出一個準確的時間節點，但都提到，95后尤其是00后這一代大學生，和上一代人比有明顯的變化。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徐嵐與多位高校輔導員、班主任交流過家校溝通和家長群。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現在這代大學生的家長，受教育程度在提高，他們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期望孩子復制自己過往的成功經驗，也更自信地認為，自己對下一代的教育擁有話語權。相比之下，更早一代大學生的父母，通常忙于生計，或受教育程度不高，他們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限于自己的經歷，不知道如何做，也就不會過多干涉。

周可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案例。她成長在一個父母都很嚴格的雙教師家庭，爸爸是大學老師，媽媽是高中老師。中學時，父母便對她嚴加管教。那時高中班級也有家長群，老師會在群里公布每次考試的成績和排名，或通報哪些學生上課遲到。周可爸媽對名次較真，她每次沒考好，都會被父母斥責。壓力在高三時達到頂峰，她和父母大吵過幾次，最終說服他們退出了家長群。

周可高考發揮失常，之后，她明顯感受到，爸媽對她的考試能力失去信任，認為相較于考研，保研或出國留學于她來說更加穩妥。在周可看來，父母時刻關注著她的一舉一動，從沒有把學習和升學看作是女兒自己的事情。

美國教育界最早使用“直升機式父母”一詞，形容這類經常干預或直接替代子女做諸多選擇的大學生家長，因為他們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頭頂。這類關心不僅操心孩子的吃穿住行，而且更在意成績。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鮑威研究過高等教育的家校關系，她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當下中國社會也經歷著父母參與范式的變革。徐嵐注意到，這類家長進入家長群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孩子在資源爭奪中搶占先機”。

不同城市、不同學校的輔導員都描述了一個相似的細節：新生入學時，不少家長們關心孩子所學專業的就業或升學，不約而同表達，想讓孩子保研，進而倒推大學四年如何安排。林紅記得，家長群里曾有新生家長要了保研文件，還要求看每學期的課表。如果家長意識到孩子保研無望，會很快調轉方向，進一步打聽考選調生、公務員、考編的標準有哪些，并詳細詢問，需不需要有當學生干部、支教或其他獲獎的經歷等。

教育問題的答案，往往在教育之外。2022年，中國應屆大學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大關，達到1076萬人。據新華社報道，2024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179萬人。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多方因素影響，就業市場的人才競爭前所未有的激烈。在鮑威看來，這一代父母感知到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引發他們對孩子前途的焦慮，進一步傳導至大學階段，加速催化其深度參與孩子的大學生活。

一些學校組建家長群，是出于方便通知學校事務、保障學生安全或提升就業率等目的，一定程度上，家長也在被校方主動拉進大學。四川某大學的一位輔導員提到，近些年，高校的管理日趨精細和嚴格，某種程度上，也是學校出于“自我保護”所做的選擇。

當下，各高校臨近寒假，有輔導員提到，并非所有學生會如實告訴家長放假時間。假如學生外出遇到安全問題，家長會第一時間問責學校。家長群中，輔導員把學生哪天離校、哪天開學的安排發到群里，甚至有老師要求家長在群里接龍報備學生安全。在家長群發布通知，一定程度上也劃分了校園安全的權責。一位高校輔導員坦言，如果輔導員把通知和注意事項發到了群里，不管家長和孩子是否能做到，“至少輔導員的工作沒有問題”。

父母的“提線木偶”

學院建了家長群后，周可感受到家長和學院的雙重不信任與不尊重。周可媽媽每次看到家長群的重要通知，就給她發來長語音微信叮囑，大部分時候，周可只是轉成文字，大概掃一眼，用“好的好的”“下次一定”“謝謝媽媽”的話糊弄過去。有時候，這類消息發太多，她直接假裝沒看到，等到第二天回復說“沒看手機”。

南京大學的一名大一學生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其所在學院近期建了家長群，同學們不贊同，又無法拒絕，于是，不少人自己扮演家長進了群，或讓其他同學“代理”自己的家長一職。在他看來，建家長群后，學生在大學的主體地位被忽視了，“我們是切實生活在校園里的人，對學習生活有需求或意見，學校卻企圖通過家長來了解”。對家長而言，學生原本應是家長和學校間最好的橋梁，并不需要老師轉達。

在互聯網上，圍繞大學生家長群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聲音是，大學是學生成長為獨立個體的重要階段，但大學家長群依然是把學生作為被管理者，是對大學教育理念的弱化，是在制造“巨嬰”。

大學生家長群只是部分家長對孩子過度干預的冰山一角。除了家長群，幾乎每位受訪老師都能輕松列舉出家長“越界”的表現。徐嵐接觸的一位大學輔導員，曾在凌晨3點接到一位家長的電話，對方希望輔導員早起去學生宿舍叫醒孩子，以免錯過早上7點的飛機。鮑威提到，有研究顯示，“直升機父母”培養下的子女，更有可能成為“依賴”“任性”“嬌慣”“以自我為中心”“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巨嬰”。

徐嵐在調研中發現，家長過度操心大學生的生活，造成一些學生更叛逆，與家長激烈爭吵，甚至發朋友圈都會屏蔽家長，進一步加劇家長和學校尋求連接。還有一些孩子開啟“省電模式”，任由家長擺布。她注意到，應試教育階段，家長只關注孩子的學業，導致學生在價值觀、人格的養成上都存在問題，所以這一代大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遇到許多障礙，比如心智成熟的時間越來越晚。一些大學專業課老師跟徐嵐分享，近年來，心理韌性差的大學生在增加，面對困難時，更傾向于采用鴕鳥式的逃避態度。

“以前的大學生肯定都不會因為‘去哪里買牙膏’這件事情問老師。”一位輔導員感慨。如今，輔導員們在本職工作外，需要花費許多精力解決大學生的生活瑣事，比如指導學生怎么買衣服，怎么在宿舍買電，告訴學生宿舍的門壞了該怎么辦。這類大學生整體占比不大，但相較于之前有明顯增多。

林紅擔任高校輔導員近30年，她看到，和過去的學生相比，現在的大學生還是像在讀高中，是父母的“提線木偶”，她但凡見到一個沒按父母的想法走的學生，“都會竊喜一下，說明這個孩子有生命力”。她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人們常常會把學生形容為“溫室里的花朵”，但這一代的學生，不少人甚至“還沒有開出屬于自己的花”。有些人看著成績優秀，表面是早熟，但實際是晚熟，“我希望的成熟，是他能成為自己，而不是讓外界看來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意義，都能得到切實的回報。成長可以慢一些，可以吃一點虧，受一點苦”。

很多受訪的輔導員都不贊同大學生家長群的存在。蘆雅潔會明確告知家長，大學要培養學生獨立處理個人事務的能力，希望家長不要過多介入。她還擔心，一些“民間”家長群里的家長過度關心成績，可能會引發攀比心理，造成家庭矛盾等。這也會影響大學生的自我定位和預期。“學生不獲獎就不優秀嗎?還是因為有些家長以過去高中的標準判斷大學，不清楚大學的評價體系是多維度的。或者即便他們知道，但做不到以平和的心態去看待這件事情。”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實操角度來看，一些輔導員認為，學院建家長群“不太現實”。徐嵐在與輔導員交流時發現，建家長群會極大增加輔導員的工作量。按照教育部規定，高等院校應按師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設置專職輔導員崗位，即一個輔導員最多負責200名學生。但徐嵐訪談時獲知，高校輔導員缺編情況嚴重，學校實際上以彈性的方式來計算師生比。她的一位學生畢業后，成為其所在學院唯一的輔導員，一個人面對本碩博超過600多名學生。如果建了家長群，輔導員根本將難以應對。

在蘆雅潔看來，大學家長群的運營，和中小學的家長群有著本質區別。大學的行政管理體系復雜且龐大，家長們想了解的保研信息由教務處老師負責，財務報銷、學生職業發展等都由不同部門協作完成。學院很難通過一個家長群，把所有老師都拉進來。如果建了群，只是簡單傳輸一些學校日常的政策，也很難達到家長的訴求，這些信息在學校官網、微信公眾號等平臺都能查得到。

高校的確有一些事務需要與家長溝通，比如就業和升學。就業率是高校的一個很重要的考核指標，這一代大學生會出現“慢就業”等現象，學校也希望家長能提前引導學生，或為學生提供一些就業資源和支持。但這并非一定要通過家長群實現，一些學校原本有自己的群發平臺，許多問題更合適一對一聯系。此外，家長對高校政策的理解參差不齊。一位輔導員曾告訴徐嵐，家長群也會有個別家長，對學校政策理解偏頗，將臆想的猜測發表在群里，容易誤導其他家長，也給學校管理帶來挑戰。

家長應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大學生活

“(大學生晚熟)問題很大程度上由家庭教育及應試教育帶來，最后卻讓大學來承擔。這使大學老師和輔導員的責任無限擴大，是一個很危險的趨勢。”徐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是否建立家長群背后，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家校如何健康溝通，真正幫助學生獨立成長。

多位受訪的大學教師與輔導員提到，目前，家校關系正在發生變化。更早前，大家認為，大學是教書育人、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地方，家長對學校首先是信任的。但近些年，不少輔導員明顯感受到，家長把學校當成了一個服務行業。

林紅直言，現在一些家長認為，送孩子上大學就像是“購買商品”，家長掏了錢，學校老師就要在“售前、售中、售后”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正因如此，家長們會要求學校和輔導員細致地照顧他們的學生，并延伸出諸多訴求。

多位受訪者并不否認家長對孩子大學生活參與的必要性。近幾年，高等教育領域越來越關注家校合作。鮑威提到，面對父母參與的強化，美國高等院校通過開展家校合作或設立專門的事務中心，與父母之間建立積極的合作伙伴關系。2003 ~2015年，美國高校中提供父母/家庭教育的比例從61%增至98%，擁有面向父母的網站的大學比例從8.3%增至100%。

家校合作的邊界是什么?前述四川某高校的輔導員提到，有些學生在學校掛科嚴重，家長接到退學通知書時可能都毫不知情，也有一些學生，面臨嚴重的心理問題。對于這類需要重點關注的學生，輔導員在主動談話后，如果情況沒有改善，會希望尋求家長的介入。此外，關于學生的行程和安全問題，學校也會通過學校的群發短信平臺與家長確認，但家長反復詢問的關于孩子的很多其他問題，讓輔導員難以回答。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2018年曾對全國高校本科大一學生進行調研，范圍囊括國內72所高校的超過兩萬名學生。2020年，鮑威團隊曾基于這些數據，探討父母參與對高校新生適應的影響，發現父母的適度參與，采取溝通而非干預的方式，能有效幫助新生實現從高中到大學的過渡。

在鮑威看來，在如今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下，很難簡單批評家長的過度干預。但她指出，目前高等教育階段的老師和輔導員，承擔了太多本不應該承擔的事務，問題在于，家校職責邊界還不夠清晰。她呼吁，大學生家長要理性參與孩子的教育，無論情感還是行為層面，基礎教育階段的參與模式，顯然無法復制到高等教育階段。在大學階段，父母的參與應該是支持性的，而非直接干預和控制，這對大學生的獨立發展和人際關系適應至關重要。

徐嵐認為，無論是家長還是大學自身，要正確認識大學的本質，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以大學對輔導員的績效考核體系為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生打分，相當于“顧客給商家打分”，輔導員可能因為評分指標去討好學生，進而改變其育人的工作重心，有違大學的定位。“大學管理還是要回歸教育的本質，才能更好地解決教育的問題。”徐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