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是冬天的第四個節氣，是陰陽轉換的關鍵時間點，具有時令標記的意義。“冬至大如年”指舊時民間習俗，表示冬至尤如年節一樣重要。

冬至又叫冬節、賀冬節，還有亞歲、肥冬、喜冬等稱謂，是我國最早制定出的節氣。據《左傳》記載，現在保留下來的我國對冬至最早的觀測記錄，是在春秋時代魯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至者，極也。”《恪遵憲度抄本》上說：“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長至，故曰冬至。”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中國就使用圭表測量中午時分日影長度的變化。冬至是一年中日影最長的一天，夏至是日影最短的一天，所以在戰國以前，冬至、夏至分別被稱為日南至、日北至。

冬至不僅是中國農歷中一個重要的節氣，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文化中的“四時八節”之一。古代民間有“冬至大如年”的說法，體現了這一節氣的重要性。

唐代在冬至休假七日

把冬至定為節日始自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淮南子·天文訓》說：“冬至……陰氣竭，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古人認為，冬至作為萬物始成的重要節點，是上天賜予的福氣，歷來受到朝廷和民眾的重視。《漢書》載：“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對冬至的重要性，《晉書》載：“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其儀亞于正旦。”魏晉南北朝時，冬至稱“亞歲”。冬至日朝廷不僅要舉行“賀冬”儀式，皇帝還要賜宴招待文武百官和萬國使臣，接受群臣和各國使節敬酒祝壽，并且例行放假。《后漢書》里也說：“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后省事。”就是說，冬至日除皇帝祭天和朝賀外，官府例行放假，流行相邀聚會和互賀的“賀冬”或稱“拜冬”的禮俗。

唐朝規定，冬至日與元正日同樣“休假七日”，官奴婢給予三日休假。《大唐新定吉兇書儀》載：“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節，準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朝廷行拜賀禮后，皇帝多在大明宮的含元殿賜宴，朝野也流行冬至聚宴。

明代則在冬至“賜百官始儀貂裘帽”。《帝京景物略》載：“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陽生補子蟒衣即“補子”上繡有表示“陽生”景象的官服。“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燕京歲時記》：“每年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貂裘者，均于日一體穿用，謂之‘翻褂子’。”

在中國眾多的慶賀禮俗中，最高的祈禱儀式是天子舉行的圜丘祀天禮。《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壇。”中國古代禮儀分為吉禮、嘉禮、軍禮、兵禮、兇禮等“五禮”和大祀、中祀、群祀三等。圜丘祀天屬吉禮之首、五禮之首，以及大祀之首，通常由皇帝親自主持，以顯示帝王的“天子”身份，以及皇權至上、無比崇高的權勢。早在漢武帝確定冬至為節日之前，已有周王在圜丘舉行祭天祈福活動的記載，并為歷代帝王所繼承。

我國現存的最大的祭天壇廟，是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地壇，早期帝王在這里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令在天地壇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壇專以祭祀皇天，祈谷壇用于祈禱上天保佑五谷豐登。嘉靖十三年(1534年)二月，詔令定名南郊祭壇為“天壇”，這是天壇一名的首次出現。

清代沿用明制，“定每歲冬至日大祀天于圜丘”，冬至祭天成為清帝親祭的首要大禮。據統計，從明朝永樂年間到1912年民國政府宣布廢止“祭天”為止，天壇的祭天整整延續了490年，有22位皇帝舉行過654次(含祈谷禮)之多，致使天壇祭祀禮儀發展到頂峰。

宋人稱冬至為“亞歲”

中國向為禮儀之邦，受冬至帝王祭天影響，民間也祭祖設家宴，向父母師長輩拜節。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載：“十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于井，以及祖禰……其進酒尊長，及修刺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旦(日)。”

日本僧人圓仁留學唐朝期間，在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有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年)冬至賀冬情況：“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之節。道俗各致禮賀。住俗者拜官，賀冬至節。見相公即道：‘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相公尊體萬福。貴賤官品并百姓，皆相見拜賀。出家者相見拜賀，口敘冬至之辭，互相禮拜。’”宋人稱冬至為“亞歲”，重視冬至一如唐人。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冬至的情況時說：“朝廷大朝會，慶賀排當并如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遝(tà)于九街。婦人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云。”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記述：“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祝往來，一如年節。”《歲時雜記》載：“冬至既號亞歲，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為冬除。”冬至節的前一天被稱之為冬除或除夜，外出的人要回家祭祖過冬節，全家老少齊聚吃團圓飯，與除夕一樣也叫“添歲”。清初潘榮陛著《帝京歲時紀勝》寫道：“預日為冬夜，祀祖羹飯之外，以細肉餛飩奉獻。諺所謂：‘冬至餛飩夏至面’之遺意也。”

從現有史料來看，冬至吃餛飩的習俗起碼在唐代已經形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開成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節“沙彌對僧，右膝著地，說賀節之詞。吃粥時，行餛飩、果子。”敦煌文書《冬至相迎書》：“長至初啟，三冬正中，嘉節膺期，聊堪展思。竟無珍異，祗待明公，空酒餛飩，幸垂訪及。謹狀。”空酒是謙語，意為薄酒。冬至請朋友赴宴吃餛飩，以賀佳節。

冬至吃餛飩的習俗在宋代已經非常普遍，宋陳元靚《歲時廣記》稱：“京師人家，冬至多食餛飩，故有冬至餛飩，年之萌始之說。”南宋臨安城有錢人家冬至時所吃餛飩，品種可達上百味。《武林舊事》：“享先則以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馀色，謂之‘百味餛飩’。”

至于冬至吃餛飩的原因，《燕京歲時記》解釋道：“夫餛飩之形有如雞卵，頗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我國古代傳說，天地未分之際，宇宙一片混沌。歷經18000年孕育，終于出現了盤古氏，盤古用利斧開天辟地，又經過18000年，才形成日月星辰、錦繡大地。冬至之日為一年中陽氣上升之始，在這一天吃餛飩，取天開于子，混沌初分的意思。所以人們以吃餛飩來象征打破混沌，開辟天地，據說這天吃餛飩可讓人聰明。

“數九”寒盡迎春分

數九，用物候形象地反映數九中的氣候變化情況，是冬至期間我國民間廣泛流傳的習俗之一。中國傳統文化中,九為陽數,又為極數，數九即是從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九”，依此類推。冬至過后，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便在“三九、四九”，所謂“熱在三伏，冷在三九”。數九一直數到“九九”八十一天，最后“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從冬至到春分，整整九十天的時間，正是寒極轉暖、春回大地的過程。

“九九歌”的產生和流傳由來已久，南北朝時期宗懔撰寫的《荊楚歲時記》里已經有“俗用冬至日數及九九八十一日,為寒盡”的記載。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氣候相差懸殊，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九九歌”也有所不同。現在發現最早的“九九歌”，是后唐同光三年(925)前傳入敦煌地區佚名的《詠九九詩》。

“九九消寒圖”出現的年代比九九歌要晚，元楊允孚《灤京雜詠》：“試數窗間九九圖，馀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徧無馀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原注：“冬至后，貼梅花一枝于窗間，佳人曉妝，日以,胭脂圖一圈，八十一圈既足，變作杏花，即回暖矣。”大約元末在北京地區的閨閣中已流行畫梅花的習俗。

到明清時，“九九消寒圖”已經非常流行。《帝京景物略》載：“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另一種消寒圖，以清宣宗道光皇帝御制詞“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二句，每字各九畫，用雙鉤裝潢成幅。日以“陰晴風雪”注之，自冬至始，日填一畫，凡八十一日而畢事。

“九九消寒圖”流傳有許多不同版本，良莠不一。劉若愚曾在《酌中志》中批評司禮監印刷的“九九消寒”詩圖“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制，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