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紅星資本局多方采訪核實了解到，茅臺集團、貴州茅臺(600519.SH)原董事長袁仁國已去世。

袁仁國曾擔任茅臺集團董事長7年，上市公司貴州茅臺董事長近20年。在他治下，貴州茅臺度過了白酒行業蕭條期，“甩開”五糧液成為白酒行業龍頭。他一手構建的茅臺營銷體系，締造了萬億市值的“茅臺帝國”，也讓他自己滑向了貪腐的深淵。

曾帶領茅臺集團成為“中國酒王”的袁仁國，或未曾想到的是，最終是以黯淡的結局謝幕。

一

從制酒工到董事長

自1951年建廠以來，70多年里，茅臺廠釀酒的工人成千上萬，但從一線制酒工人走到董事長職位的只有一個，就是袁仁國。

距離仁懷市區50多公里、茅臺鎮30多公里的后山鄉，是袁仁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袁仁國出生于1956年，袁家兄弟6人，袁仁國排行老二，當地人一直稱他為“袁二”。

1973年，袁仁國高中畢業后，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到仁懷市中樞鎮當了知青。

據南風窗，袁仁國在回憶錄里這樣記錄自己的知青歲月，“我們從中樞鎮城里挑糞到生產隊，八九里崎嶇山路，擔子壓得兩個肩膀都紅腫不堪，脫了好幾層皮。”

袁父看不了袁仁國受罪，托時任茅臺酒廠副廠長鄒開良，把袁仁國介紹進茅臺酒廠工作。當時的茅臺酒廠雖不比如今，但也屬于國企，工作穩定、福利待遇好，茅臺鎮之外的人很難進去。袁仁國的人生，也就此發生改變。

1975年，19歲的袁仁國入職茅臺酒廠，最初的工作為最為基礎的制酒工及制曲工。但到了茅臺廠，勞動強度也沒比知青低多少。從下沙，潤糧、蒸糧、到攤晾、入窖，茅臺酒的多道工藝下，制酒工每天要搬5000公斤的貨物。

據媒體報道，跟袁仁國同時期進廠的老員工回憶，袁仁國非常“聰明”，“很會表現自己”，并引起了當時的廠長季克良的注意。

1978年，高考恢復，袁仁國得到報考貴州工學院(現貴州大學)的機會，但沒過分數線，只能留在廠里繼續工作。不過，因為季克良的賞識，1983年，袁仁國還是如愿去貴州工學院進修。

在茅臺酒廠，袁仁國一路刷新所任職位“最年輕紀錄者”，曾任職茅臺集團供應科，任職保管員，后就職宣傳科，辦公室秘書，辦公室副主任，車間主任。

而袁仁國真正成為茅臺酒廠管理人員的一步，緣于1989年茅臺酒廠的國家一級企業評選。

當時，茅臺酒廠頂著“國酒”的光環參與國家一級企業評選，卻意外落選。袁仁國得知后主動請纓前往北京。在北京，袁仁國用3個小時說服評選人員，為茅臺酒廠參加評選爭取到了資格。

1991年，茅臺酒廠終于獲評國家一級企業，袁仁國也升任副廠長。那一年，35歲的他成為了廠里面最年輕的高級管理者。

二

“茅臺神話”締造者

1998年，金融風暴席卷亞洲，疊加當時山西假酒案的影響，整個白酒行業陷入岌岌可危的狀態。茅臺酒廠也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當年7月，貴州茅臺銷量只有700噸，不及2000噸目標銷量的一半。茅臺第三任舵手季克良力排眾議，將“敢想敢干，有闖勁兒”袁仁國推向領導崗位。

1998年，時年42歲的袁仁國出任貴州茅臺總經理一職。這是袁仁國人生的又一個重大轉折，更是茅臺由計劃到市場的真正起點。

袁仁國當時認為，茅臺急需市場化運作，于是立馬在全廠招募營銷員。一個月后，茅臺成立銷售總公司，組建了茅臺歷史上第一支17人的銷售隊伍“敢死隊”。

據界面新聞報道，袁仁國還立下軍令狀，要求在兩個月內必須完成剩下的銷售目標，“多苦多累、流血流汗不要講，我不問過程，只要結果。”

袁仁國也成為了茅臺最大的銷售員，擺上家宴，請來糖酒公司的領導喝“患難酒”，希望他們在這條最大的銷售渠道上多想辦法。在各地舉辦的白酒研討會、訂貨會和名家詩會上。袁仁國把茅臺壓箱底的30年、50年、80年陳釀拿出來給經銷商品嘗，希望征服經銷商味蕾的同時，能為茅臺酒打開銷路。也正因此，袁仁國在酒席上跟大量經銷商建立了聯系。

事實證明，袁仁國的營銷策略也確實奏效。1998年年底，茅臺如期完成2000噸的銷售任務，銷售比上年增長13%，創下當時茅臺歷史最好的銷量。而由他建立起的經銷商銷售體系，也在后來助推茅臺酒銷量逐步攀升。

但盡管如此，1998年茅臺酒市場占有率也僅有0.01%，產量5000噸，在全國名酒中位列第11位，主打品牌也只有飛天茅臺一個。在當時的白酒市場上，五糧液銷售額和知名度都遙遙領先，還有汾酒、國窖等其他知名品牌。

2001年8月，貴州茅臺成功上市。袁仁國此時擔任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兼任股份公司董事長。上市募資后袁仁國沒有大量并購擴張，而是啟動了一系列技改、擴建、包裝、貯存工程，兩年后，茅臺產量突破一萬噸。

2008年，貴州茅臺營業收入、歸母凈利潤超過五糧液，正式奠定了其國內白酒龍頭的地位。2010年，貴州茅臺營收突破百億元，53°飛天茅臺單瓶售價超過千元，高端形象愈發深入人心。2011年，袁仁國接任季克良擔任茅臺集團董事長，正式成為茅臺集團的第四代舵手。

袁仁國掌舵期間的第二次大挑戰也隨之而來。2012年，受三公消費、白酒塑化劑等影響，白酒行業再次陷入低迷，茅臺市值蒸發35%，飛天茅臺的零售價從2000元降到800元。為了保住茅臺酒的高端形象，袁仁國對經銷商下了死命令，“必須力挺茅臺價格，誰低就取締誰。”

茅臺的挺價策略，使得貴州茅臺在2013-2014年在面對塑化劑等危機時，仍然實現營利雙增，業績增速遠超五糧液和瀘州老窖。

2016年以來，貴州茅臺股價連創新高，接連突破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大關，目前股價已超過1800元，成為毫無爭議的A股第一高價股，市值已超過2萬億元。

在茅臺狂飆式發展的過程中，經銷商隊伍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據界面新聞報道，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盤和林表示：“毫無疑問，袁任內最大的貢獻并不是提高了茅臺酒本身質量，因此最大貢獻在于構建了營銷體系，在回顧過去20年的輝煌成就時，茅臺方面將其歸功為‘茅臺營銷造就了茅臺現象，茅臺現象締造了茅臺傳奇’。而在造就茅臺神話的背后，經銷商功不可沒。”

三

罪與罰

2018年4月，袁仁國在博鰲論壇上公開表態，“茅臺酒對我來說，意味著事業和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和血液融入茅臺酒之中。”

但僅僅一個多月后，袁仁國就離開了茅臺。2018年5月6日深夜，茅臺集團緊急召開干部大會，會議宣布袁仁國不再擔任茅臺集團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及董事會相關職務，茅臺集團的最高權力指揮棒由“二把手”李保芳接替。

2019年5月，袁仁國被雙開。紀委通報稱，袁仁國將茅臺酒經營權作為拉攏關系、利益交換的工具，進行政治攀附，撈取政治資本;大搞權權、權錢交易，大肆為不法經銷商違規從事茅臺酒經營提供便利，嚴重破壞茅臺酒營銷環境;大搞“家族式腐敗”;大搞權色、錢色交易等。

袁仁國一手搭建的茅臺營銷體系，也成為了腐敗的溫床。而手握重權的袁仁國，也因此滑落貪腐深淵。

這時的茅臺酒，市場價格一路走高，甚至一酒難求，誰能掌握貨源，就意味著巨大的利益。據財聯社報道，貴州當地人士曾透露，“袁仁國讓茅臺酒量價齊升，成為了一種‘奢侈品’，但這也導致茅臺酒的銷售權和銷售渠道成為了搶手的香餑餑，成了尋租和利益交換的一種特殊資源，一旦拿下茅臺經銷商資格可以說躺著掙錢。”

自2004年以來，僅袁仁國妻子和兒女違規經營茅臺酒就獲利2.3億余元。一大批經銷商、供應商千方百計和袁仁國拉關系、搭人脈，大搞利益輸送，袁仁國辦公室外的走廊，曾經每天門庭若市。

袁仁國曾自述，“那個時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碼有四五十個人。”

曾經有個經銷商為了討好袁仁國，送給袁仁國一個定制的5公斤的金鼎，上面還刻了一句詩，這句詩是清朝的一個詩人寫的，里面有一句就是“酒冠黔人國”。經銷商把“人”換成袁仁國的“仁”，以“酒冠黔仁國”來討好他。

除此之外，他還將搶手的茅臺經銷權，作為自己攀附權貴的“門票”。上至省部級高官、下至茅臺鎮當地的基層領導，不少都難抵利益的誘惑，進入到了袁仁國的朋友圈。

2020年1月，電視專題片《國家監察》第一集《擘畫藍圖》曾披露袁仁國受審時的相關細節。

專題片介紹，袁仁國每年預留了一定量的酒，就是計劃外批酒，在制度安排上就造成了一種權力的尋租空間。稀缺特殊資源的審批權，成為“茅臺亂象”的重要根源。袁仁國執掌茅臺集團多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既是“茅臺亂象”的制造者、帶頭者，也是參與者、獲益者。

2021年9月23日，袁仁國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調查發現，在1994年至2018年期間，袁仁國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在獲得茅臺酒經銷權、分戶經銷、增加茅臺酒供應量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29億余元。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官方微信公眾號的《案“鑒”》欄目中公開披露了袁仁國受賄案查案細節。辦案過程中，40多名辦案人員從袁仁國家中清點出黃金制品、手表、珠寶、字畫等1588件，其中不乏有象牙等稀有物品，以及人民幣、美元、英鎊現金等若干，用了一天一夜才清點完畢。

在視頻的開頭，袁仁國說，“我向黨組織真誠地、深深地懺悔，我向茅臺真誠地、深深地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