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堪稱諾蘭電影創作的集大成者，他勇敢地選擇了一個并不算討巧的題材，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對電影藝術的追求和奧本海默一樣真誠而偉大。

《奧本海默》堪稱諾蘭電影創作的集大成者——既有《記憶碎片》《失眠癥》里對人物內心感受、主觀視角的探索，也有《信條》《敦刻爾克》里對碎片化時空線索的執著，還有《蝙蝠俠》三部曲以及《盜夢空間》里設置懸念、營造緊張氣氛的拿手好戲。影片雖然足足有3個小時(觀影前確實要少喝點水)，雖然它是一部正正經經的人物傳記片/政治驚悚片(并沒有多少刺激的情節，也沒有什么大場面)，但從頭看到尾，觀眾并不會感到沉悶、無聊。

觀影之前，一個在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問題就是，或許大多數人未必了解奧本海默的生平事跡，但說到“原子彈之父”的意義，尤其是電影里反復提到的普羅米修斯情結，大家其實不難理解，這些本來就不是什么新鮮的概念。既然如此，還有必要用足足3個小時的篇幅來介紹這樣一個人物嗎?

顯然，諾蘭不希望用照本宣科的方式來為觀眾做科普。本片用“聚變”和“裂變”兩條敘事線，聚焦奧本海默生命中兩場重要的聽證會，穿插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回溯、細節，不光是為了表現這位科學家內心的矛盾，更是為了表現作為世界主宰的人類的脆弱、彷徨以及局限性。

開場的一個小插曲就為整部電影奠定了基調——奧本海默明明尊敬、喜愛自己的導師，卻要給他下毒，及時醒悟過來后，又忙不迭地去彌補錯誤。與其說這是奧本海默本人的性格缺陷，不如說這就是人類無法擺脫的永恒困境——人類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偉大，但又不可能永遠保持理性、克制。

原子彈，這個足以毀滅世界的致命武器的誕生，正是人類困境最形象的隱喻。奧本海默一度把設計原子彈解釋成單純的“學術研究”，但這不過是他的矯飾——登上科學巔峰的野心，才是驅使他接受曼哈頓計劃的真正動機。當原子彈被投入實戰，并且造成慘重的傷亡后，奧本海默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焦慮，甚至對接下來的氫彈計劃提出質疑。這一切既是小羅伯特·唐尼飾演的政客施特勞斯所說的“虛偽”，也是艾米莉·布朗特飾演的妻子凱蒂所說的“膽怯”。

但就是這樣一個時而傲慢、時而正直、時而風流、時而深情的人物，卻徹底改變了人類戰爭的樣式，甚至徹底改變了人類未來的命運。諾蘭想要通過電影表達的絕不僅是對這位科學家的尊重、贊頌，而是透過他的人生片段表達出世界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憂慮。

這種憂慮在電影結尾處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政客施特勞斯擔心的是科學家有沒有蔑視自己時，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探討的是科學研究的突飛猛進究竟對人類世界意味著什么。換言之，如果大多數人和政客一樣，只是緊盯著眼前的利益，那很有可能把世界引向歧途。奧本海默對世界末日的幻想，正是諾蘭給所有觀眾帶來的提醒和啟示。

不過，諾蘭的良苦用心能不能被觀眾，尤其是中國觀眾接受，那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從上一部《信條》開始，諾蘭的炫技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這一回，兩條敘事線之間的來回切換，根本沒有任何時間和地點的標注，如果觀眾的注意力稍有不集中，很有可能完全跟不上節奏(盡管這次諾蘭的非線性敘事并沒有那么難懂)。而機關炮式的密集臺詞帶來的可能是充足的信息量，也可能是觀眾的疲憊不堪，因此，本片在中國市場的票房成績究竟會如何，還真不好說。

另一方面，《奧本海默》也暴露出諾蘭的一大缺陷，那就是不善于塑造人物。主角奧本海默在3個小時內研究、斗爭、調情、內疚、焦慮，忙得不亦樂乎，但如此之多的碎片化情節卻沒能有機地結合到一起。比方說，奧本海默和妻子以及情人之間的關系對他本人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除了在聽證會上表現出奧本海默的脆弱和妻子的嫉妒之外，這些內容并沒有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立體、更豐富的人物。毋寧說，奧本海默再一次成為諾蘭式的主角，即高度符號化、概念化的人物，需要完成的是表達導演理念、思想的任務，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盡管諾蘭一再強調觀眾在觀影之前不需要提前做功課，但本片中出現的人物如此之多，以至于觀眾很有可能在看完整部電影之后都搞不清那些出現過的科學家到底誰是誰(不是觀眾臉盲，是真的沒有鮮明的性格特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從《盜夢空間》到《蝙蝠俠》再到后來的《信條》，諾蘭對工業化的生產得心應手，卻始終不擅長探索和刻畫人性(這就是《星際探索》里用愛拯救宇宙的情節一直被影迷吐槽的原因)。

在筆者觀影的過程中，前排的一位男性觀眾一直忙著給自己的女朋友科普大銀幕上出現的人物。他說得很小聲，但也很精疲力竭，這一幕倒讓我聯想起不久前《芭比》對父權的嘲諷。

不幸的是，諾蘭的電影似乎也在無形之中印證了這一點——當原子彈的實驗開始前，馬特·達蒙飾演的格羅夫斯對奧本海默說了一句玩笑話：盡量不要把我們的世界炸了。鏡頭不斷展現奧本海默的表情秀，從憂郁到焦慮，從深邃的眼神到緊皺的眉頭，從叼著的煙頭到落寞的背影，無時不刻不在提醒我們，世界的未來正掌握在這個男人手中。

但細細想來，這種暗示卻讓人很不舒服，政客不能理解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的交流，就好像普通人根本和偉大的科學家不在一個層面——這無疑是精英主義意識形態最形象的體現。一邊強調博愛、合作，一邊又對大眾抱有深深的不信任，這種撕裂讓《奧本海默》對當代世界的反思遠遠比不上《芭比》的深刻。如果《奧本海默》能像《沙丘》系列一樣指出，把世界的命運交給所謂奧本海默之類的“天選之人”從來是非常危險的，那么，本片或許還能更上一層樓。

就此而言，諾蘭和奧本海默也具備了某種人物的同構性——他們都不需要被“造神”，而應該被同情理解。或許現在的諾蘭距離“大師”仍有距離，但已經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他，并沒有選擇按部就班、墨守成規，反而勇敢地選擇了一個并不算討巧的題材，完全沒有妥協和投機。因此我們可以說，諾蘭對電影藝術的追求和探索和科學家奧本海默一樣真誠而偉大，他的作品仍然值得期待。